將加薩居民推向邊境的絕望故事

自從「回歸大遊行」抗議活動在加薩展開後，數以百計嚴重受傷的病人湧至無國界醫生在當地的診所。

病人多數是20來歲的年輕男士，他們述說了自己如何感到絕望、求職無望、極度貧窮，以及被遺棄的感覺。很多人逃到以色列邊境，他們都深知當中的風險很大，但覺得反正這樣做都不會有任何損失。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盡快康復，重投抗議活動。

無國界醫生診所的候診室於在過去三星期，除了擠滿了近500名持拐杖的年輕男士外，還有一些女性、老人和小孩。

以下的訪問於2018年4月17至18日，在位於罕尤尼斯（Khan Yunis）和貝拉赫亞（Beit Lahia）的診所進行。

葉海亞，11歲，學生

「我叫葉海亞（Yahya），今年11歲，讀五年級。受傷之前我真的很喜歡上學，成績從未低於95分！

為了尋找父母的故鄉，而且想親眼看看炸毀加薩和射殺加薩人的人們，我和兩位兄弟一起參加「回歸大遊行」。我想知道背後原因。你也知道，唯一令以色列人比我們強大的就是他們的武器。

我中槍時很接近圍欄，是唯一一個站得那麼近的小孩。我想站近一點看看對岸的景色。真的很漂亮，比加薩漂亮得多了！但隨即我遭受槍擊。我還記得槍手的樣子，她是一名年輕的金髮女人。

子彈擊中我腳掌和小腿之間的關節。我的肌肉、筋腱和骨頭，全都受傷了，只有腳趾能稍微移動。被槍擊時，我真的很痛，就像觸電般，但現在感覺好一點了。我先在醫院接受了一個外科手術，應該還有第二個。同時，我每星期會來無國界醫生位於貝拉赫亞（Beit Lahia）的診所3次。救援人員告訴我在六個月內，我應該可以再次走路。

我不覺得自己是太過年幼的傷者。我能夠忍受痛楚和悲傷，像其他在加薩受槍擊的人一樣。」

賈米勒，50歲，冰淇淋小販

「我叫賈米勒（Jameel），今年50歲，賣冰淇淋為生，已婚，有4名女兒。當然，受傷之後我不能工作，也不知道何時才能恢復工作。

我在3月30日參加示威，以宣洩一下在加薩生活的壓力，希望生活環境會有所轉變，也單純地只想顯示自己的存在。

當日我並沒有任何特別期待。而且，你不能說我積極地抗爭，我只是在旁觀望。我沒有扔石頭，亦沒有叫喊。我站在一群陌生人中間，距離邊界600米，還吃著零食。

突然之間我感到腿部傳來一陣劇痛。他們開槍射我，我倒在地上，四周的人立即把我抬上救護車，再送到醫院。我流了許多血，到達醫院時，血紅素水平只有3g / dcl。（正常情況下應該有12 至 14g / dcl）

我接受手術以止血。當時是早上11時，我是遊行隊伍中的首批傷者，所以我很幸運地能夠很快接受手術。我的動脈斷裂，他們能夠及時拯救我的生命，實在是個奇蹟。我需要接受第二次手術，但與此同時，我不能走動或放低雙腿。

自此我沒有回到邊境，我的身體狀況不容許我這樣做。但就算我能夠走路，我也不會去。我不會論斷那些前往邊境的人，他們這樣做自有原由。但對我來說，這實在太艱難了。我不時憶起當時的情景，我不斷想：「發生了什麼事？我做錯了什麼，以致他們要射殺我？」

薩娜，30歲，家管

我叫薩娜（Sana），30歲，與16名家人同住。我未婚，所以幫助母親做家務。我全力投入為國家而戰，而且母親之前也曾參與很多次示威行動。

在加薩沒有希望，沒有將來。在這兒的人很貧窮，我們只能慢慢死去。我對於這裡的生活已經很絕望。

當我決定參加「回歸大遊行」時，我希望能戰死。我寧願以一個英雄的身分犧牲，總比留在加薩生活好。臨行前，我把錢交給父親，讓他日後能籌備我的喪禮。我與所有人道別，堅決不想回來。

我的父母和兄弟不准我參加示威和接近邊境，但我悄悄地和兩個朋友去了。媽媽嘗試跟著我，但她在人群中找不到我。

我和兩個朋友都被子彈射中受傷。兩次射擊讓我的兩條腿都受傷了。有人走過來協助我站起來，並登上救護車，但那個人最終都成為攻擊目標並受傷了。

示威之後，家人不知道我是安全、受傷還是已經死亡。在找到我之前，他們在加薩南部的醫院搜索了整整四小時。

現在因為我的傷勢，我成了家庭負擔。傷者委員會不願意賠償給我的父親，理由是我不需截肢，骨頭也沒有受影響。我覺得被國家領袖遺棄，我想反擊。

我等不及完全康復便再次回到（邊境示威現場）。母親嘗試勸退我，她會這樣做是正常不過的，因為她是我的母親。但我這次希望能夠戰死。V字勝利手勢是我唯一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