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地 | 在暴力環境中取得「共識」 提供援助

海地首都太子港（Port-au-Prince）的城市暴力和武裝團體之間的衝突連綿不斷。奧爾斯尼茨（Amadeus von der Oelsnitz）不久前剛從海地回來，他向人們說明無國界醫生（MSF） 的中立、不偏不倚和獨立原則如何幫助我們的團隊在太子港展開重要的醫療服務。

清晨的太子港，我們的越野車接近一處路障，我能感覺到車裡此時彌漫著緊張的氣氛——歷來如此。我和我的團隊保持冷靜，這是無國界醫生的所有工作人員都知道的一條重要的基本規則。司機放慢了車速。在海地首都，權力平衡的轉換發生在不同街區的交界處。路障的另一側，是另一個武裝團體的地盤。

幾個年輕人站在用汽車輪胎、木塊和石頭搭成的路障後面。他們拿著連發步槍，舉起手臂示意我們停車，並盤查我們是誰、為什麼要進入他們的地盤。

他們看到我們印在車門上的標誌，知道我們要去展開行動診療，於是笑了起來。他們很高興，熱情地和我們打招呼：「嘿，無國界醫生！ 」其中一個還喊道：「謝謝你們，好樣的！ 」

當我們繼續開車上路時，我鬆了一口氣。我想這辦法還是管用的。他們見到我們時表現出來的喜悅和對於我們工作的認可，恰恰是保障我們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我演講時，時常會有一些有志於加入無國界醫生的人問我：「在危機四伏的地方，你怎麼才能踏踏實實工作？ 怎麼保護自己？ 」

與各方團體保持溝通

我要先說清楚，保護工作人員和前來就診的患者的安全，始終是無國界醫生的第一要務。我們要盡可能降低他們面臨的危險。

對於我們的團隊來說，在前往診所的路上，發生事故或者遭遇襲擊的風險是最高的。在海地，我們都是幾輛越野車組成車隊，結伴而行。該如何防範沿途的危險？最重要的是要和所有當權者溝通。在海地，這代表我們要定期拜訪所有的武裝團體。

通常是我們的專案統籌去見武裝團體的領導人，向他們說明我們希望在什麼時候進入他們的地盤，想在哪裡提供醫療諮詢服務。我們會告知這些武裝團體的領導人，作為人道工作者，我們的任務是救治他們和他們轄區裡的民眾，但在第二天，我們會進入他們對手控制的街區展開診療服務。

一旦這些武裝團體明白並且接受了這條中立原則，我們就可以順利工作了。

當權者通常會問，我們為什麼要提供援助，我們背後的捐助方是誰。我們會解釋說，我們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大量個人捐款，這些捐款者只想提供協助，別無他求。我們的工作不涉及任何政治或經濟利益。這是我們獲得認可和保障安全極其重要的一環。

任誰都有需要醫療的時候

我們在海地工作了30 多年。海地民眾了解我們，信任我們。這個國家在2010年發生了地震，此後數年間又爆發了極為嚴重的霍亂疫情，是無國界醫生在震後和疫情期間展開緊急援助，努力治病救人。與當地人交談時，我時常聽到有人說起自己曾經得到我們的協助，或是我們的團隊曾經救了他的家人。這種經歷可以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即便是當權者和他們的親戚，也是需要看病的。我在海地就親身經歷過這種事。 有一天，有幾個腰間掛槍的男人來到我們的診所。我走過去請他們把武器留在外面。這是我們的另一條基本安全規則：武器一律不得進入診所。這群人起初氣勢洶洶，要求醫生馬上幫他們看病。我只好向他們解釋，這裡的規矩是根據病情需要來決定就診的順序，況且還有幾位母親正帶著病重的孩子在候診室等著。

我知道自己此時必須表現得鎮定自若。其中一名男子身上有一處長期未癒的槍傷。這肯定讓他很不舒服，但並不需要立刻處理。於是，我設法讓情勢平靜下來。這名男子和其他患者後來都接受了我們團隊的治療。

為最脆弱的群體提供醫療服務

總歸而言，無國界醫生的任務是救助在有危機地區裡最脆弱的群體。在海地工作時，我們的行動診所每天要接待上百名患者，其中有許多孕婦、患有高血壓和糖尿病的老人、患有嚴重呼吸道感染和腹瀉的兒童，有些人因持續性感染導致嚴重營養不良。

大多數疾病都是惡劣的生活條件造成的直接後果。數千人擠在太子港的流離失所者營地。那裡沒有電，沒有盥洗設施，沒有自來水，許多人只能睡在紙箱上。疥瘡等皮膚病很普遍。我們在營地分發食物，提供飲用水，修建廁所。

我們把行動診所直接開進了流離失所者營地，還有一些設在空置的倉庫或是以前的學校裡。有一處被廢棄的醫療中心，我們每周會去一次，在這段時間裡重新運作。醫療中心非常靠近兩個敵對街區之間的交界處，這一帶時常發生槍擊事件。我們用沙袋堵住了一樓的窗戶和陽臺，以免被流彈擊中。

減低捲入槍戰及被綁架的風險

哪怕是走在街上，你也可能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結果被捲入一場本來與你無關的交火。為盡可能降低這種風險，我們在天黑後從不外出。畢竟，夜間的槍戰更頻繁。能見度差也容易滋生搶劫，而我們印在車上的標誌也難以辨認，這會為我們的司機帶來更大風險。偶爾有幾天，我們無法提供醫療諮詢服務，是因為我們收到來自武裝團體或是民眾的警告，我們工作的地區可能爆發槍戰。

在海地，被綁架的風險較之以前大大增加。一些犯罪幫派將綁架作為生財之道。我們與武裝團體時常接觸，因此完全有能力防止綁架事件的發生。所有的武裝團體都知道，無國界醫生不會付贖金。我們的醫療援助對所有人都很重要，沒人想對我們不利，這是對我們最好的保護。不過，假如真的發生了綁架，我們會立即組建一支經過專門訓練的小組，其唯一任務是確保相關同事盡快獲釋。

我們在海地的當地員工不住在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必須通勤上下班，他們遭到綁架的風險特別高。針對這種情況，我們還拿不出讓人滿意的解決方案，這很遺憾，也讓我很憤怒，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

在海地，我們通常會盡量減少移動。這就意味著我和當地的同事們需要長時間待在宿舍內，那裡既是宿舍，也是辦公室。一旦加入無國界醫生，這種情形會很常見。我完成了在海地的工作之後，哪怕是外出散步、見朋友、慢跑、甚至在超市購物這些事都會讓我倍感緊張。

每當這時我總會想到，在我的故鄉德國，人們能過著和平的生活，是多麼彌足珍貴。人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地，因此，我認為關注其他地方的事情，親身參與其中很重要。

我在海地的日子，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