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國界醫生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致詞

由無國界醫生國際主席詹姆斯‧歐賓斯基醫生（Dr.James ORBINSKI）於1999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發表以下致詞 : 

國王和王后陛下、殿下、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諸位閣下、女士們、先生們：

車臣的人民──還有其首府格羅茲尼（Grozny）的人民──過去三個多月以來，不斷遭受俄羅斯軍隊的狂轟濫炸。直到今天，仍未停止。「人道救援」對他們來說，幾乎聞所未聞。而無法逃離格羅茲尼的，全是老弱病重的一群。

諸位今天所頒授的榮譽，其重心正關乎人類在危難中的尊嚴；而諸位肯定的，是我們對這份尊嚴的具體回應。今天我要借此場合，向俄國大使閣下發出呼籲，同時也透過大使閣下呼籲俄國總統葉爾欽：請停止轟炸手無寸鐵的車臣平民。假如衝突和戰爭是國家的事，那麼，一切違反人道法的行為、一切戰爭罪行、一切侵害人性的所為，就是對我們公民社會、每一個公民、每一個人的侵犯。

人道救援的使命 : 拒絕沉默

我要首先表示：對於諾貝爾委員會授予無國界醫生的崇高榮譽，我們由衷感謝。但與此同時，我們卻深感不安。因為我們知道：世上仍有無數被排拒的人群，尊嚴每天受到踐踏。這些是被遺忘的、活在困境中的人，例如每一刻都備受煎熬、要靠撿拾社會和經濟體制所「接納」的人所丟棄的垃圾來過活的街童；還有我們在歐洲幫助的非法移民，他們被褫奪政治地位，因為害怕被驅逐出境，即使有病也不敢求醫。

我們的行動，是幫助身處困境的人。但我們並不以此滿足。我們把醫藥救援帶給困苦的人，為的是嘗試保護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不受惡意侵犯。人道行動，並非僅是慷慨施贈、慈善博愛。其目的，是要在極度反常的處境中創造一點正常的空間。我們的目標不止於提供物質援助，我們更著重的，是協助個人重獲人的權利和尊嚴。作為獨立的志願團體，我們矢志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直接的醫療援助。但我們並非在脫離世情的狀態下工作，也不是憑空叫喊。我們的動機十分明確：我們要提供援助，要推動轉變，要揭示不義。我們的行動，我們的聲音，乃是源於義憤──我們拒絕容忍任何侵犯他人的行為，不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侵犯。

今天諸位頒授予我們的榮譽，其實隨時可以轉授給無數其他組織，或者一些實至名歸的傑出人士，以嘉獎他們在其社會的奮鬥。但顯然諸位選擇了無國界醫生作為嘉許的對象。我們在1971年正式成立，由一群立志親身援助危難者的法國醫生和記者組成。要向危難者提供援助，有時難免要對那些侵犯人的尊嚴的國家，拒絕其所作所為。沉默，長久以來被誤當成中立，並且被說成是人道行動的必須條件。無國界醫生從成立當日開始，就表明不接受這一套。我們雖不敢肯定直言能否挽回生命，但卻確知沉默足以殺人。過去28年，乃至今天，我們依然堅定不移地恪守拒絕沉默這個準則。我們以此為榮。今天，我們這一運動未盡完善，仍需奮鬥；但我們擁有陣容鼎盛的志願人員和不同國家的員工隊伍，而且得到數以百萬捐款者給予我們財政和道德上的支持。今天我們所得的榮譽，是與所有我們的支持者、所有過去和現在仍然每天以不同形式與我們一同奮鬥、使無國界醫生這脆弱的組織得以存在和運作的有心人所共享的。

當政治發揮不了作用，又或碰上危機之時，人道的主張就會出現。我們採取行動，不是為了擔起政治責任。我們首先是要減輕政治失敗所導致的不人性的痛苦。這種行動，必須不受任何政治左右。而掌管政治者，也必須認識到自己有責任確保人道工作得以存在。

人道行動必須在一個特定的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在衝突情況下，這個框架就是國際人道法。它確立了受害者和人道組織的權利，規定了國家有確保這些權利得到尊重的責任，並把侵犯該等權利列作戰爭罪行而予以制裁。今天，這個框架顯然已經失效。救援人員要接觸衝突受害者，卻往往被當權者拒絕。參戰份子甚至把人道救援當成戰爭的工具。更嚴重的是：我們正目睹國際社會把人道行動軍事化。

面對框架失效，我們會以直言施壓，推動掌管政道者承擔其應有的責任。人道主張並非終止戰爭或者締造和平的工具，而是公民對政治失效的回應。人道行動是濟急的、短期的行動，不可能用以替代政治責任的長期必要性。

拒絕沉默，是我們恪守的道德標準。這準則不容把任何道德和政治的失敗與不義刻意淨化，或刻意清洗其實質意思1992年波士尼與赫塞哥維納那的反人類罪行、1992年盧安達的滅族暴行、一九九七年薩伊（Zaire，剛果民主共和國舊稱）的大屠殺*、1999年在車臣向平民發動的肆意攻擊，以上種種，都不容任何人用「複雜的人道緊急情況」、「內部安全危機」或者類似的委婉詞來偽飾美化，彷彿這些只是偶發的、政治上未定性質的事件。用字遣辭，對人對事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用字遣詞能夠規範問題，也能界定反應；既界定權利，也因而界定責任。用不同的字眼，可以界定面對某一事件時的醫療或者人道行動的反應是否足夠，同時也界定某一政治反應是否不足。沒有人會把性侵稱為一個複雜的婦科緊急情況。性侵就是性侵，正如種族滅絕就是種族滅絕。兩者都是罪行。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人道行動就是：盡力減輕減輕苦痛，盡力恢復人的自主，見證不義之舉，並且堅持政治責任不可逃避。

無國界醫生選擇的工作，並非在脫離世情的真空裡進行。我們身處的社會秩序，既包容，又排斥；既肯定，又拒絕；既保護，又打擊。無國界醫生每天的工作，都是一場奮鬥：是艱辛費力的醫療奮鬥，也是高度個人的奮鬥。無國界醫生不是一個正規的機構──有幸的話，永遠都不會是。它是一個公民社會的組織，而今天，公民社會有了一個新的全球性角色、新的非正式合法性。這份合法性，植根於其行動和公眾輿論的支持，植根於其成熟的動機，也植根於人權、環保、人道運動以及公平貿易等運動。公民社會關注的，不單是衝突和暴力。我們身為公民社會的一份子，只要維持我們的動機與獨立性清晰明確，就能夠保存自己的角色和力量。

公民社會相對於政府、政府機關和政權而存在，也相對於其他非政府界別，例如商界。我們的責任，不是去取代政府的責任。政府的最終責任，是包容而非排斥，是要平衡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以及確保有公義的社會秩序。公民社會的責任，是不容許人道行動成為政府的托辭，用以掩藏政府應維持公義和安全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也不是做政府管理民間疾苦的共同管理者。公民社會的責任，在於察覺問題，不是提供解決方法。但公民社會有責任要求政府就問題拿出具體和公義的解決方法來，因為唯有政府，才有這樣的合法性和權力。

今天，市場經濟日益全球化，我們正面對愈來愈多不公義的現象。傳染病引起的死亡和痛苦，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很多病人之所以死於愛滋病、結核病、非洲錐蟲病和其他熱帶疾病，許多時是因為得不到足以活命的基本藥物，或是價格太昂貴，或因商人或政府認為財政上划不來而不提供，又或者因為幾乎全無對熱帶疾病的研究和開發。市場的失敗，是我們的下一個挑戰。但這並非只是我們的挑戰。政府、國際官方機關、製藥業，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都必須正視這種不公義的現象。作為公民社會運動的一員，我們要求的不是慈善施捨，而是改變。

我們堅信人道必須獨立於政治以外，但這不是要把「好」的非政府組織和「壞」的政府、或者把公民社會之「美德」與政治權力之「惡行」對立起來。這樣二分的爭辯，既虛假又危險。歷史告訴我們，正如奴隸制度和人民福利權的例子顯示：出於公民社會的人道關懷，影響力會不斷擴大，直至其提倡之議題最終能夠進入政治議程中。但這樣的滙流，不能掩蓋政道和人道兩者之間的區別。人道行動是短期的，是為有限的目標、有限的群體而進行的。這是它的長處，也是它的局限。政治則不得不作長期的構想，本身就是社會的進程。人道行動本質上是普世的。人道責任並沒有國界。世上哪裡有苦難，人道行動者根據其職志就必須作出回應。相反，政治卻是有國界的，一旦危機出現，便會掂量歷史關係、權力平衡、以及各方利害等因素，然後才作出不同的政治回應。人道的時空和政治的時空迥然不同，兩者背道而馳。這也指出了人道行動基本原則的另一點：拒絕犧牲任何弱者來解決問題，堅持不能為了維護某些人的利益而故意歧視或罔顧任何受害者。今天的一條性命，絕不能以明天的價值來量度，而在「這裡」減輕痛苦，也不能成為放棄在「那邊」提供援助的理由。由於資源所限，我們有時不免要作出選擇，但不論處境如何、有何制肘，都不能改變人道理想的本質。而既抱持理想，政治選擇自然絕對不在考慮之列。

軍事人道行動的危險

今天，所謂的「軍事人道活動」，其發展實在混淆視聽。我們必須清楚有力地重申那獨立的、平民的人道原則，同時我們也必須批評以「軍事人道」為名的軍事介入。人道行動為的只是救人，而非殺人。我們的武器是我們的透明度，是我們清晰磊落的動機，正如我們的藥物和手術刀一樣。我們的武器不是戰鬥機或坦克，即使有時我們會認為面對必需情況時這些可能管用。人道不是軍事，軍事也不同於人道。兩者絕不一樣，絕不能被看作一樣，也絕不能被當成一樣。正因如此，我們拒絕接受北約成員國資助我們在科索沃的工作，而且從始至終一直批評北約有關人道的言論。同時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可以在地面上和武裝部隊在同一地方工作，卻絕不會在它們的權力下活動。

有關「Droit d'Ingérence」──即以人道為名作出介入的國家干預權——的辯論，進一步證明了整個概念是如何含混不清。它著意把有關濫用權力的政治問題放到人道的層面上，同時又要用人道來把維持安全的軍事行動合法化。假如人們把人道和維持公共安全的需要混為一談，就無可避免要給人道抹上保護公共安全的色彩。大家不應忘記：根據《聯合國憲章》，在某些情況下，成員國有責任以武力終止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行動，因此出兵根本無需用人道作藉口。事實上，用這樣的理由反而是危險的。這個週末，多國政府會在赫爾辛基討論如何建立一支為人道目的而設的歐洲軍隊。我們要向這些政府呼籲，請他們停步，不要再在這條危險的、是非混淆的歧途上愈走愈遠。但我們同時也鼓勵這些政府共同尋求維持公共安全的有效方法，好讓國際人道法和人權法得到尊重。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出言要求國際使用武力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木無反應，只知默從私利，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到聯合國「綠松石行動」（Opération Turquoise）發動時，當地的種族滅絕暴行經已完結了。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位家人。今天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的專案總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全體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盧安達的血淚見證

我記得基加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于梅拉，于梅拉沙。」這是盧安達話，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被刀攻擊，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系統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面部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進行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那樣清晰的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 ummera, ummera-sha.」 ──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行動的界線與政治責任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種族滅絕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必須履行的責任。讓我明確重申：人道行動，是最非政治的行動；但若果認真看待其所作所為和道德性，人道行動卻有著至為深遠的政治含意。其一就是反對讓犯罪者逍遙法外。

就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事件創設的國際刑事法庭，正好肯定了上述所言。國際刑事法庭的法規得到確立，也同樣肯定了此一原則。這些都是重要的舉措。可惜的是，在《全球人權宣言》頒布五十週年的今天，這法庭仍未成立，而有關原則在去年只得到三個國家簽署確認。以這樣的進度，法庭恐怕要等20年才能成立。我們到底還等甚麼呢？不同政權一起維護公義的政治代價也許不輕，但無國界醫生能夠也必定會提出證據證明：讓犯罪者逍遙法外的代價更加大得無法容忍。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而且有關措施不能夠只是象徵性的。前南斯拉夫的斯雷布雷尼察，表面上曾經是偏安之所；當時無國界醫生在現場，聯合國也在現場。聯合國聲言會提供保護，還在地面派駐「藍頭盔」部隊。可是當地人民被屠殺時，聯合國卻一言不發，袖手旁觀。

有見及聯合國兩度試圖介入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卻仍致使成千上萬人死亡，無國界醫生反對任何沒有清楚界定責任範圍、沒有足夠透明度以保障安全的軍事介入。無國界醫生不想要武裝部隊證明他們架設難民營帳的速度比非政府組織快。聯合國的軍事行動，應該是為了致力保障受害者權利的政府和政策而服務的。

未來假如聯合國的軍事行動是用來保護平民百姓，就必須多走一步，不要再像聯合國秘書長對待斯雷布雷尼察和盧安達那樣，僅止於罪己空談。聯合國的維持和平行動必須要改革。安全理事會成員國必須為它們投票贊成或不贊成的決定公開負責。他們行使否決權必須受到規管。成員國也必須確保有足夠的資源，讓聯合國的決定得以落實執行。

不錯，人道行動有其局限。人道行動也有其責任。這不只是有關正當行為的守則與技術的水平。人道行動首先是依據一套道德規範而建立的行為準則。人道行動的道德動機，必須以其實際結果來衡量。是以我們必須拒絕那些空談為善的任何形式的道德中立。我們拒絕的「人道行動」負面結果，包括了1985年衣索比亞利用人道行動支持其強行遷民，以及1996年人道行動被利用來支持戈馬地區難民營裡主張滅族屠殺的政權。有時候，為了避免人道行動被利用來對危難中人群不利，實在有必要抽身離場。

從北韓到蘇丹

較近期的例子，是1995年無國界醫生成為第一個獲得批准進入北韓的獨立人道組織，但我們卻選擇在1998年秋天離開。為甚麼？因為我們的結論是：我們無法在不受政府機關干預的情況下自由地、獨立地展開救援工作。我們發現，食物援助被用作支持一個首先就製造千萬人挨饑受苦的制度，而即使我們留下來，最困苦無助的人民極可能仍會繼續困苦無助。我們的人道行動一定要獨立地進行。有評估、分發和監管援助的自由，才能首先幫助最脆弱的一群。援助行動不能用來掩飾導致苦難的原因，不能被當作內政或外交的工具來製造而非消除苦難。假如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只能兩害取其輕，認真考慮抽身離去。作為無國界醫生，我們經常就人道行動的局限以及其含意未盡清晰之處進行反思──尤其當它無聲地服從於政權和武裝部隊的利益。

上星期，美國國會通過了一條法案，批准將食物直接送交南蘇丹的叛軍。這完全違背了人道救援的意義和動機，令食物變成延續戰火的燃料。這種做法，只不過是讓政府得以推卸責任，不採取任何及一切可行的政治手法，去協助解決一場已經打了十七年、導致數以百萬人死亡的內戰。蘇丹的內戰，是名乎其實的人間苦難，幾百萬人流離失所、患病挨餓。在那裡，人民經常遭受轟炸、搶掠、洗劫，甚至被迫為奴，但大企業的石油利益卻得到保障；在那裡，人道空間受到嚴厲管制，人道活動只能在個別的細小範圍內進行；在那裡，我們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以及聯合國的機構，都不得不經過重重波折、費盡力氣來提供人道救援和保護。難道用食物來延長這場戰爭是唯一的政治選擇嗎？糧食救援和人道援助，如果真的是「人道援助」的話，就不能用作政治權謀的工具。所以我們必須譴責這種利用食物救援來達到其他目的、混淆人道援助真諦的行為。掌管政治者假如利用一輛救護車來遮掩其行動，那麼其他的救護車也肯定會受到襲擊。同樣，假如容許食物成為作戰武器，就等於認同強迫人民挨餓也可以成為一種作戰武器。

捍衛人道救援的獨立性

獨立的人道主張，是為了協助和保護危難中的人群而每天克力奮鬥，它展現在我們絕大部分不受新聞媒體和政治權貴注目的工作之中。它體現得最深刻、最密切的，往往是在那些被世人遺忘的戰爭和危機裡、在那日復一日的磨難當中。非洲的天然資源和文化豐富無比，但無數非洲人卻不折不扣的在痛苦掙扎。成千上萬我們的同輩被迫離鄉別井，到異域找工作、找生計、教育子女，但求存活。無數男女冒著生命危險，偷渡他邦，結果卻被關進暗無天日的入境者拘留中心，或者只能在我們這些所謂「文明世界」的邊緣，過著僅足糊口的悲慘生活。

我們的志願人員和員工，就在這些每天尊嚴都受到嚴重侵犯的人群當中生活和工作。這些志願人員自願用他們的自由，要使這個世界變得比較可以忍受。有關「世界秩序」的辯論或許堂皇，人道行動的本質卻非常簡單：那就是，一個一個的個人，向置身最困難處境的人們伸出援手。援手就是那麼的每次一條繃帶、一針縫合、一支防疫注射，點點滴滴。對無國界醫生來說，我們的工作遍及八十多個國家，其中超過二十個正處於衝突狀態，因此我們的人道行動，還包括挺身向世界揭露我們所目睹的不公義現象。所作一切，都是為了希望暴力和破壞的惡性循環，不會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我們接受今天這項殊榮的同時，必須再次感謝諾貝爾委員會。你們肯定了全球所有人民有獲得人道救援的權利，也肯定了無國界醫生選擇的道路──就是要秉承拒絕沉默這個道德標準，繼續勇敢直言；恪守志願精神、不偏不倚的基本原則，以及堅持每個人的人性都必須得到充分尊重。我們的理想之所以能夠轉化成行動、無數受盡折磨的人之所以能夠暫享安寧，全賴無數志願人員和各國員工每日的艱辛奮鬥。他們正是無國界醫生所持信念的活見證。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