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國籍的歸屬感：從難民成為護理師之路

成為難民不是選擇，是命運

我叫穆罕默德．蘇納拉（Muhammad Sunallah），是一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

我出生並成長於黎巴嫩南部賽達（Saida）市的艾因希爾韋（Ain El-Hilweh）巴勒斯坦難民營。這個難民營是在1948年巴勒斯坦人浩劫日（Nakba）之後建立的，是黎巴嫩境內12個巴勒斯坦難民營之一。它是其中最大的，但總讓人感覺太狹小。周圍的混凝土牆擋住了「外面的世界」的視線。

就像世界上數百萬難民一樣，我並沒有選擇成為難民。1948年，我的祖父母被迫離開阿卡（Acre）的德爾阿薩德（Deir El-Asad），前往一個未知的地方。那時，我爸爸還是個年幼的孩子，媽媽還是嬰兒。我的曾祖母對我的祖父說：「三天後情況就會好轉，你們會回來的。」為什麼這三天卻變成了77年？

我和其他巴勒斯坦難民一樣，經歷了由不斷累積的創傷所演變出來的身份認同危機，第一個創傷源自我們從小就在遠離故土的環境下長大。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是巴勒斯坦人，但卻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從未見過巴勒斯坦，從未踏上過那片土地，從未在那裡的街區玩耍。

當我意識到這些「我從未」背後的現實是「我永遠不會」後，我內心的傷痛變得更大。沒有故鄉可回的難民，究竟是什麼？

無法當醫生，那就成為護理師

成長過程中，我曾想當醫生，幫助那些需要醫療服務的人。但我很快面臨到殘酷的現實：作為難民，我無法在黎巴嫩執業，選擇這條路就意味著我必須離開這裡，而我不願這樣做。所以我決定成為一名護理師。

當我在2011年加入無國界醫生後，我對護理師這個職業的認同感倍增。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在醫療人道領域工作14年，但在服務最需要醫療照護、卻往往機會受限的人們時，日子就這樣飛逝了。

起初，我在艾因希爾韋難民營內與無國界醫生合作多年，我們的工作形式很多元。

像黎巴嫩其他巴勒斯坦難民營一樣，艾因希爾韋也接納了因2011年戰爭而逃離敘利亞的難民。2015年，我轉到無國界醫生在貝魯特南部的專案，我們在夏蒂拉（Shatila）和布爾吉巴拉吉內（Bourj El-Barajneh）巴勒斯坦難民營內運作兩間診所。2023年，我又轉到貝魯特專案，在那裡我們為面臨醫療難題的外籍移工建立了一間診所。

2017年和2023年，艾因希爾韋難民營爆發了數次武裝衝突，無國界醫生啟動了緊急應對行動，我也參與其中以幫助我的社區。我也參加了好幾次緊急疫苗接種活動，支援衛生部的工作。

2017年，我們為兒童接種麻疹疫苗；2020年，我們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而2022年，則是接種霍亂疫苗。

2020年，我們也見證了了貝魯特港爆炸事件，這是發生在這個國家的又一起慘劇，它不僅震撼了這座城市，也震撼了我。

無國界醫生的緊急應對行動包括提供初級醫療、傷口照護、確保非傳染性疾病患者獲得藥物、心理健康服務，並捐贈清潔用水、飲用水和衛生用品包。在那一刻，我不再只是一個協助難民的難民。

戰火再次點燃，與團隊為受難者提供全國性支援

2024年9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戰爭升級，無國界醫生再次啟動緊急應對，但這次規模更大，因為這場致命的戰爭使許多黎巴嫩人、移民和難民再次經歷創傷。

無國界醫生的行動從運作一個行動醫療隊，擴展到黎巴嫩全國的22個團隊。我們努力為流離失所者提供醫療和藥物，無論他們身處避難所、擁擠的公寓，甚至街頭。

最近的這次緊急應對行動持續了兩個月，但戰爭並未因停火宣告而停止，我們仍目睹以色列轟炸黎巴嫩南部和貝魯特南郊，且以色列軍隊仍在黎巴嫩境內。

我們依然在協助那些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甚至找不到村莊可回去的民眾。看到黎巴嫩因以色列發動的戰爭而受苦，失去生命、希望和記憶，正如巴勒斯坦所遭遇的那樣，使我心如刀割。

這片土地，是我選擇的家

我或許不知道對黎巴嫩而言我是誰，但我很確定黎巴嫩對我來說是什麼。在這個國家生活了39年後，它已不僅是最像家的地方，它已經成為我的家——一個我為之歌唱、感到歸屬和忠誠的家鄉。

我有些已經移民海外的家人總是問我，為何不像他們一樣離開，而我總是回答：這個國家需要我，就像我需要它一樣。我的使命是為黎巴嫩社會服務，包括黎巴嫩人、移民和難民——巴勒斯坦人和敘利亞人。

我把我七歲的兒子當成雙重國籍的公民撫養：他的爸爸是巴勒斯坦人，媽媽是黎巴嫩人。但現實卻很殘酷，我兒子兩邊的國籍都沒有，因為他媽媽無法將黎巴嫩國籍傳承給他。不管我如何努力保護他免於世代相傳的巴勒斯坦創傷，創傷依然無可避免。但我們找到了應對的方法，尋找歸屬感。我們堅持，並茁壯成長。

在世界難民日，我想說：我叫穆罕默德．蘇納拉，我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一名護理師，也是人道工作者。但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是因為我是一個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