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和家人死在一起」一名西岸加薩難民的故事

每天唯一目標是能和家人說話

黎明時分，阿巴斯點起一支香煙，眺望遠處約旦河西岸的崎嶇地形。他整晚都沒有睡，思念著一百多公里外在加薩轟炸下的家人。他今天唯一的目標和其他日子一樣：能和家人說話。

「我的家人都在加薩，散落在北部、南部的罕尤尼斯（Khan Yunis）和拉法（Rafah）。我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帳篷裡：自戰爭開始以來，他們已經四次被迫遷移。他們有時睡在街上，有時睡在清真寺，也曾睡在廢棄建築裡；我的四個孩子只有 5 歲到 14 歲，你能想像嗎？」阿巴斯清了清嗓子說：「每天早上天一亮，我就打電話聯繫他們，想知道他們是否熬過了前一晚。有些日子通訊中斷，我必須等上好幾天才能聽到他們的消息。」

加薩人在以色列遭受暴力威脅

阿巴斯是所謂的「加薩工人」：他是來自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通勤到以色列工作。每個月他會從位於加薩北部的家出發，跨過邊境，到以色列一家鐵工廠工作幾個星期，然後回家休息三天。自從他父親去世後，家中最年長的他還要負責照顧家中其他成員，包括他的弟妹。

10 月 7 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攻擊時，阿巴斯正在工作。第二天，以色列士兵來到工廠，開始騷擾巴勒斯坦工人，威脅說如果他們不逃到約旦河西岸，就開槍打死他們。阿巴斯在山上避難兩天，最後到達了約旦河西岸，據巴勒斯坦勞動部稱，他是六千多名這樣做的加薩居民之一。當他通過以色列檢查站時，士兵們拿走了他的錢和隨身物品，但留下了他的手機。「我認為自己很幸運，因為我保住了手機。其他人就沒那麼幸運了：他們被逮捕、毆打，甚至『被失蹤』。」

阿巴斯解釋說：「我在約旦河西岸沒有任何親人，所以我在一個社區與其他工人一起避難。我們的生活條件很差，睡在地上，沒有床墊、毯子或暖氣，但與加薩的恐怖情況相比，這根本不算什麼。」

在西岸的加薩人同樣經歷血腥磨難

在加薩遭到以色列軍隊無情轟炸的同時，約旦河西岸也同樣經歷著血腥磨難。在 10 月 7 日之前，以色列軍隊和定居者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和騷擾就已經十分猖獗，而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23 年延續了過去幾年令人震驚的趨勢，這一地區被殺害的巴勒斯坦人人數去年創下了新紀錄。在10 月 7 日這分水嶺之後，巴勒斯坦人被襲擊的次數進一步飆升。被定居者襲擊或被以色列軍隊逮捕和毆打已成為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日常，而以色列在傑寧和圖勒凱爾姆（Tulkarem）難民營的軍事行動已導致許多人喪生。

第一次接受心理創傷治療

在奈卜勒斯地區，阿巴斯遇到了一隊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他們將阿巴斯轉介給提供心理諮詢的同事，這是一項執行超過20年的心理健康計畫，服務擴及鄰近的卡爾基里雅（Qalqiliya）和土巴斯（Tubas）。截至2023年11月底，該計畫的心理學家已提供超過2,600次諮詢。

這是阿巴斯第一次接受治療，他說治療很有幫助。他在加薩時就知道無國界醫生，幾年前，他的父親曾是無國界醫生的病人。

心念返回加薩，至少能和家人死在一起

他說：「我拼命想去加薩與家人團聚，但完全沒有辦法。以色列當局曾表示允許加薩工人返回加薩，但試圖返回的人都被逮捕、搶劫、審訊和毆打。如果我被捕，我將會和家人失去聯絡。」

儘管如此，阿巴斯還是決定要想辦法回去。他補充說：「我妻子希望我回去，至少我們可以死在一起。她一個人要照顧孩子們很難。隨著時間過去，能活下來就越發是個奇蹟。沒有飲用水，他們幾乎找不到食物。有些時候，他們只能喝海水。如果生病了，他們也不能去醫院，因為醫院裡擠滿了創傷病人並且不安全。」

他一邊抽泣，一邊繼續說：「有一天，我五歲的兒子問我：『爸爸，你為什麼讓我挨餓？爸爸，其他孩子的爸爸和他們死在一起，不要讓我們孤獨地死去。』我不知道能回答什麼，只好努力找話安慰他，但他說：『爸爸，你不要騙我。回來吧，我們死在一起。』」

在身上寫下名字，只為死去還能被辨識

「在加薩，轟炸持續不斷，為了一旦不幸死去還能被辨識，在身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已經成為人們的習慣：手上、手臂上、腿或脖子上。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都在自己身上寫了名字，但她沒有辦法在最小的孩子身上寫名字。這太痛苦了。」

「轟炸結束後，我們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街道、醫院、大學和學校都被摧毀了。這是不對的，我是一個好公民，我工作，我納稅，做一切該做的。我應該享有基本人權。」阿巴斯最後說：「停止這些苦難吧。」

無國界醫生在奈卜勒斯的團隊於1988年首次開始提供心理健康諮詢。在約旦河西岸的團隊也在希布倫（Hebron）開展心理健康活動和應急準備工作，並支持傑寧的緊急醫療應對，特別是在哈利勒蘇萊曼醫院（Khalil Suleiman）和圖勒凱爾姆難民營。